早期癌症治愈率可达90%以上，早诊早治是国际公认对抗癌症的最有效手段，很多发达国家已经从中受益。国际权威医学期刊CA发布2021版美国癌症年度报告显示，过去20年美国癌症死亡率已经下降33%，即已有超过320万人免于死于癌症，且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已达67%。美国癌症中心（ASC）发布了未来10年肿瘤一级抗击计划，称为“2030癌症预防和死亡率下降蓝图”，详细分析了1930-2010年80年间美国癌症死亡率先升后降的变化，癌症筛查被再次强调。“相比之下，我国癌症检出率比发达国家低3-4倍，患者5年生存率仅为31%，不到美国的一半。”
2022年2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全国癌症统计数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负责全国肿瘤登记数据收集、质量控制、汇总、分析及发布工作。（由于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一般滞后，本次报告发布数据为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收集汇总全国肿瘤登记处2016年登记资料。）该研究基于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从全国682个癌症监测点中遴选487个高质量监测点，覆盖人口达3.8亿，详尽阐述了2016年中国癌症疾病负担情况。与2015年相比，上报统计数据的监测点数量增加181个，高质量监测点增加119个，表明我国的肿瘤登记工作覆盖面逐步推进，数据质量和规范程度进一步提高，为国家卫生政策制定提供更有力的科学依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研究员程书钧：
肿瘤防治应战略前移
肿瘤是什么？它可能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种生命现象，是人衰老过程中一种环境压力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人生命过程中以免疫为主导的宿主因素从盛到衰的结果。
其实，自肿瘤进入人们视野的那一刻起，人类对肿瘤研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目前，国内外诸多研究已表明，肿瘤的发生发展与基因突变存在密切联系，正是在基因突变学说的启发下，肿瘤的靶向药物治疗获得了重大进展。
不过，目前，靶向药物的耐药性已成为其治疗肿瘤的“软肋”。究其原因，这除了与肿瘤细胞分子网络异常复杂、高度异质性有关外，与宿主因素异常也有密切关系。由此看来，用基因突变学说并不能完全回答肿瘤发生的全部问题。
其实，从正常细胞发展到危及生命的恶性肿瘤，大多都会经历“癌前病变”阶段，而从“癌前病变”发展成为侵袭性癌一般需要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癌前病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可逆性。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在“癌前病变”阶段做文章，就可能有效地阻止侵袭性癌症的发生。应将防治消化道恶性肿瘤癌前病变——早期癌为核心的战略，列为我国恶性肿瘤防治近期及中期（5~15年）规划的重心，因为消化道恶性肿瘤的防治技术已被科学证明行之有效，并可以在我国逐步推广实施，将有效降低我国消化道恶性肿瘤的死亡率和发病率，这也是逆转我国恶性肿瘤高发病率、高死亡率趋势极为有效的战略措施。
肿瘤是全身性疾病，不能只看成是孤立、局部的肿瘤问题。未来肿瘤研究要高度重视肿瘤的宿主因素，诊疗思路要从单纯治疗病人的肿瘤，逐渐过渡到治疗带肿瘤的病人，加强宿主抑制肿瘤的能力，而不是仅仅只考虑直接杀灭肿瘤的方法。
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家疾病防治策略的调整，许多肿瘤患者将与现在的“三高”患者一样，可以带病生存很长时间。彼时，我国的肿瘤防治也会迈上新的台阶。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
癌症早期诊治得益于筛查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和疾病谱的变化，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疾病成为了中国城乡居民主要疾病死因，其中癌症已成为我国居民死因之首。
在过去的20年，美国患癌人群总死亡率已经下降25%，而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处于上升态势，未见拐点。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我国对肿瘤的早诊早治认知不足，缺乏有效的筛查手段，患者就诊时大多数为中晚期，导致我国肿瘤治疗效果远不如西方国家。
对此，我有以下的倡议：首先，加强肿瘤的立体防控。世界卫生组织（WHO）表明90%的癌症与环境有关，且有研究证明，PM2.5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致死风险因素，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之一。肿瘤防控离不开环境提升与改善。
其次，重心前移、精准筛查。提高癌症治疗疗效的关键是重心前移、早诊早治。早诊早治的优点一是疗效好，例如胃癌、宫颈癌、肺癌、乳腺癌的早期治愈率在90%以上，甚至达到100%；二是费用低，由于免除了后期放疗、化疗、靶向、免疫等综合治疗，可以大大减少经济负担；三是损伤小，后期治疗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对人体损害也较大。
早期诊治得益于筛查，在美国和我们的邻国日本胃和肠镜筛查已经非常普及，这也使他们的胃肠肿瘤五年生存率远远高于我国。我国已经认识到了早诊早治的重要性，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山东省是最早加入国家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的省份之一，先后承担了农村、淮河流域和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已完成免费癌症临床筛查50万人次，检出阳性病例及癌症患者10000余例，其中早期患者5000余例。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力度还远远不够，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肿瘤筛查和早诊早治的投入和关注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
用好消化道癌症筛查的“金刚钻”
回首改革开放40年，中国消化疾病领域在诊断、治疗、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胃癌发病率与死亡率依旧处于全球前列。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等消化道癌症仍严重威胁着百姓健康。我国每年消耗治疗费用近千亿元，众多家庭“因癌致贫”甚至倾家荡产。
治疗癌症尚无特效药和医疗技术，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早期筛查和早诊早治。内镜是消化道癌症最得力的“神捕手”，为何我国迟迟未能全面开展？追根溯源，一是传统“插管”胃镜舒适度较差，大众对内镜的恐惧心态成为“拦路虎”；二是检查不方便，传统内镜只能在设有内镜科的医院进行；三是开展难度大，内镜操作复杂，必须由专业内镜技师完成，基层医疗机构受限较多；四是老百姓缺乏早筛意识，很多患者发现时已是中晚期癌症，错过了最佳治疗期。
解决消化道癌症“早筛难”的问题，舒适化筛查势在必行。由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磁控胶囊胃镜不用插管，没有创痛也无需麻醉，15分钟左右就能完成胃部精准全面的检查。该项检查安全可靠、操作简便易于普及，解决了以往胃镜检查接受度差、检查区域受限、操作不便、内镜医师紧缺等弊端，已在全国30个省市投入临床应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舒适、方便地做筛查。如果此项舒适化筛查全面纳入医保，将有助于其广泛推广与落地见效，为中国胃癌早筛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了这样的“金刚钻”，要物尽其用。在进一步深化科普、推进百姓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国家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由国家卫健委牵头，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有科学模式的、有适宜技术支持的消化道疾病及健康管理工程；制定专门政策，完善筛查体系，从医院对百姓的定期提醒和健康管理工作做起，以点带面、逐渐铺开，敦促全民主动参与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各级医院要合力打造紧密型医联体，为基层医疗机构配置优质医疗资源，提升诊疗能力，拓展筛查范围与深度，惠及更多基层百姓。建议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支持互联网医院工作的开展，以专项资金帮助基层医疗机构购置设备，为实现基层消化道肿瘤筛查落地见效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研究员孙燕：
癌症预防胜于治疗
癌症是一类多病因、多阶段形成的慢性病。病因包括物理性、化学性和生物性等外因，也包括遗传、免疫缺损和神经内分泌失调等内因。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癌症定位为可控慢性疾病。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高发区的研究表明预防和筛查，早诊早治是关键，例如河南林州市、云南个旧市最常见的食管癌、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已下降。林州市并被WHO誉为“在基层开展癌症防治的典范”。
我们提倡的防癌四条：（1）远离可能的病因，例如治理环境污染、严格控烟和酗酒、避免肥胖、不吃发霉和含有亚硝胺的食物、洁身自爱避免不正当性行为等；（2）每年定期有效筛查，例如适龄人群每年进行血癌指标检查、低剂量胸部CT、乳腺、甲状腺、腹部超声及必要的胃肠镜检查等。对于有家族史的人尤其不可忽视；（3）积极治疗癌前病变，特别是重度慢性食管上皮增生、胃幽门螺杆菌感染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部息肉、慢性肝炎、结肠多发性息肉、HPV和HIV感染等；（4）身心健康，生活规律，适当锻炼，积极提高免疫功能等，已经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为了让癌症发病率早日下降，希望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大家行动起来，为实现健康中国而不懈努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研究员林东昕：
肿瘤防治还需找准关键点
癌症是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及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加强肿瘤的预防和早诊早治迫在眉睫。
我们常说，控制恶性肿瘤、降低发病率的关键在于有效预防，而降低死亡率的关键在于早诊早治和个体化治疗，需要在宣传教育上深入人心。
医学界普遍认为，恶性肿瘤是个体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经过多阶段进程最终形成的一类极其复杂的疾病。环境因素只是肿瘤发生的诱因，个体的遗传因素在肿瘤发病中起了重要作用。我们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研究者的工作都表明，个体之间遗传背景的差异是造成恶性肿瘤个体易患性不同的重要原因。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一些罕见的家族性发生的肿瘤有特定基因的先天性突变，正是携带这种突变基因，最终导致一些人发生肿瘤，这种突变基因叫作肿瘤“易感基因”。然而，绝大多数常见肿瘤，如肺癌、食管癌、肝癌、胃癌等并不存在这种先天性突变基因。
随着生物医学的发展，尤其是基因组学的研究进展，我们发现，决定细胞生命活动的基因存在遗传变异，这些遗传变异是许多常见的慢性病，包括恶性肿瘤的易患因素。携带某些遗传变异的个体，可能会对环境中的致癌因素格外敏感，在漫长的人生中经过环境与基因的相互作用而易患肿瘤。
因此，探索肿瘤遗传易患因素，有助于鉴别高危险人群和个体，这对有效预防、控制恶性肿瘤具有战略性意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主任王红阳：
癌症早筛须全社会参与
癌症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疾病，全球每年约有22%的新增癌症病例和27%的癌症死亡发生在中国。虽然我国的癌症发病率位居世界中位，但其癌症致死率却高居世界前列。以肝癌为例，全球每年约70万人死于原发性肝癌，其中超过一半来自我国。尽管近年来我国在癌症研究和防控上增加了投入，但距离应对我国癌症严峻挑战的需求还相差甚远。
癌症的早期预防控制、早期筛查诊断和早期精准治疗是降低癌症发病和死亡的重要手段。肝癌的早期筛查和早期诊断仍是世界性难题，我国的肝癌绝大多数与慢性病毒性肝炎有关。目前，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约9000万人，其中近3000万人为慢性乙肝患者，这些患者都是肝癌的高危人群。加强对人群，尤其是高危人群的早期预警和筛查，对于我国的肝癌防控至关重要。
在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资助下，我们成功筛选和自主研发了新型肝癌诊断试剂，现已获国家药监局认证并在临床推广应用。但肝癌是种异质性极高的恶性肿瘤，单个分子标志物无法解决肝癌早诊难题。因此，我们在前期工作基础和企业支持下，在全国13个省份展开了“全国多中心前瞻性肝癌极早期预警筛查”项目。该项目将全面筛查肝癌早期预警和诊断标志物，推动研究成果的产业转化，研制试剂盒并在临床应用，以提升我国肝癌早期诊断水平，改善肝癌患者预后，降低病死率。
实现肿瘤精准诊疗的最后一公里在医院，但肿瘤预防和早筛却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而新的诊断技术和抗癌新药的研发却需要产学研用完整链接，医工结合共同努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
算一笔恶性肿瘤防治的“经济账”
调查显示，我国全社会发生的恶性肿瘤防治费用，男性占比58%，高于女性。从年龄分布看，恶性肿瘤防治费用主要花在35岁以上人群，尤其是50岁以上迅速增长，在51~55岁组达到峰值。年龄在45~59岁的中年人占总人口不到20%，却消耗恶性肿瘤防治费用的47%，说明恶性肿瘤已对劳动力人群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从肿瘤防治费用的功能分布来看，96%用于治疗性服务，其中40%用于门诊治疗服务，56%用于住院治疗服务，预防费用的构成极低。
恶性肿瘤诊疗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基层医院因缺乏技术和合格的专业人员，很难及时诊断和发现早期患者；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大医院，治疗的患者多数处于中晚期；用于发现和治疗早期病人的资源很有限。
国内外医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预防是最根本的对策，是最需要优先考虑的工作重点和效益最高的措施。如果不深入研究和解决好肿瘤防控的资源分配问题，恶性肿瘤对我国居民的危害将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结科学研究结果认为，全球40%的肿瘤是可以预防的。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肿瘤60%是可以预防的。所以，我国恶性肿瘤防治，应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增加防控投入，并提高投入产出效益，为减轻恶性肿瘤对国民健康与生命的影响作出努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
消化道肿瘤早筛势在必行
肿瘤患者越来越多，医生越来越累。目前，尽管我国有140余所肿瘤专科医院，相关卫生技术人员6.74万人，肿瘤科床位数约20.3万张，但还远远无法满足全国每年约380万新发肿瘤患者的需要，我国的肿瘤防控面临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美国的癌症总死亡率稳步下降，25年来下降了27%。这得益于其早期诊断、新药研发、防治策略的综合应用。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 全美的结直肠癌筛查的普及率达到62.4%。
我国是消化道肿瘤高发国，胃癌、食管癌和结直肠癌每年新发病例约150万例，死亡病例约100万例。事实证明，预防和筛查对降低死亡率具有重要作用。预防能够控制发病率上升势头， 甚至可以降低一些癌症的远期发病率，如胃癌、结直肠癌和宫颈癌，适宜性筛查技术使得诊断普遍提前。鉴于此，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消化道肿瘤筛查，实现消化道肿瘤的早诊早治，预防消化道肿瘤的发生，降低死亡率，减少国家医疗支出。
肿瘤早期会有一些肿瘤“出芽”，一般只有少数肿瘤细胞组成的“小巢”出现在肿瘤浸润的最深处的前端，它的判定对诊断治疗意义重大，同时也是易被忽视的诊断细节。规范化筛查能够诊断出早期肿瘤，及时制定治疗策略。
尽管不断涌现新的分子标记物，但几乎没有哪一种特异的分子标记物能识别所有种类的肿瘤，分子标记物的研究仍是亟待突破的研究热点。
此外，对于个别消化道肿瘤，如胃癌、结肠癌，由于人们对胃肠镜检查的总体依从性不高，要做普遍性的胃肠镜检查难度大。所以建议可以先对一般人群做初步筛选，筛选出高危人群，让这部分人做胃肠镜。而针对于已经有比较成熟筛查技术的肿瘤，我们应当将先进、科学的筛查经验补充到国家规范筛查的标准中。
来源：科学周末，记者||张思玮 张晶晶 李惠钰；插画||葛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近日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中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癌症大国”。
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457万例，其中男性248万例，女性209万例，2020年中国癌症死亡病例300万例，其中男性182万例，女性118万例。
我国受癌症困扰的家庭以千万计，要实施癌症防治行动，推进预防筛查、早诊早治和科研攻关，着力缓解民生的痛点。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2016.10）
《“十四五”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
（2021.12）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
（2022.5）
二、总体要求
（一）优化医疗服务模式
《“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
（2022.5）
（四）重点发展领域
紧紧围绕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发展变革趋势，聚焦面向人民群众在医疗健康、食品消费、绿色低碳、生物安全等领域更高层 次需求和大力发展生物经济的目标，充分考虑生物技术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优先发展四大重点领域。顺应“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新趋势，发展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生物医药，满足人民群众对生命健康更有保障的新期待。着眼提高人民群众健康保障能力，重点围绕药品、疫苗、先进诊疗技术和装备、生物医用材料、精准医疗、检 验检测及生物康养等方向，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强药品监管科学研究，增强生物医药高端产品及设备供应链保障水平，有力支撑疾病防控救治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和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更好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三、大力夯实生物经济创新基础 坚持发挥创新在生物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强化市场导 向、需求牵引，推动生命科学研究、生物技术创新与发展生物经济新动能紧密结合，加快推动生物经济创新发展。
（五）加快提升生物技术创新能力
加强原创性、引领性基础研究。瞄准临床医学与健康管理、新药创制、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生物育种、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和生物安全等前沿领域，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重点研发计划。加快打造生物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凝聚大团队、集聚大资源、实施大项目、取得大突破。强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牵引作用，聚焦“四个面向”超前部署引领性设施，加快转化医学研究、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等建设，鼓励依托设施建设前沿交叉研究平台，加强设施运行开放和数据共享。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行“揭榜挂帅”、“赛马”制度，开展生物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集中力量补齐底层技术、 关键部件、共性基础技术和材料、基础软硬件等发展短板，加强供需协同，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开展前沿生物技术创新。加快发展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推动以单分子测序为标志的新一代测序技术创新，不断提高基因测序效率、降低测序成本。加强微流控、高灵敏等生物检测技术研发。推动合成生物学技术创新，突破生物制造菌种计算设计、高通量筛选、高效表达、精准调控等关键技术，有序推动在新药开发、疾病治疗、农业生产、物质合成、环境保护、能源供应和新材料开发等领域应用。发展基因诊疗、干细胞治疗、免疫细胞治疗等新技术，强化产学研用协同联动，加快相关技术产品转化和临床应用，推动形成再生医学和精准医学治疗新模式。部署开展中医药治疗重大疾病作用机制及针灸作用原理研究。鼓励发展生物计算、脱氧核糖核酸（DNA）存储等新技术。
（六）培育壮大竞争力强的创新主体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生物领域龙头企业引领支撑作用，引导大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开放科技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等资源，推动与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围绕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等规模大、影响广的重点领域，鼓励生物创新企业深耕细分领域，厚植发展优势，培育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单项冠军。以促进关键技术突破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目标，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建设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鼓励生物技术领域创新创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发展壮大新型创新力量。在高端科研仪器、医疗设备、新药创制、生物制造、生物育种、生物质能等前沿领域，支持有影响力的用户单位牵头建立产用联合体，与生产企业共同合作开展生 物产品技术创新和示范验证，构建“应用示范-反馈改进-水平提升-辐射推广”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围绕重大疾病预防和治疗， 加快建设研究型医院、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转化医学研究中心， 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设立研究型病房，加强医工、医校结合， 试点开展临床研究制度创新，提升医药卫生成果转化和功能验证能力。鼓励建设行业研究院和创新发展联盟，健全完善生物产品 和服务的标准体系，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高行业发展质量和效率。
（八）深化生物经济创新合作
关键共性生物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紧扣支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重点工程，以推动应用和产业转化为目标，在重大传染病防控、重大疾病防治、新型生物药、新型生物材料、精准医学、医学影像和治疗设备、核酸和重组疫苗、 生物制造菌种、林源医药、中医药、主粮等重要农产品种源、生物基环保材料、 生物质能等重点领域，布局建设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生物医药检验检测及技术标准研究中心、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等共性技术平台，支撑开展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和示范应用。围绕加快创新药上市审批、强化上市后监管，建设药品监管科学研究基地，建设抗体药物、融合蛋白药物、生物仿制药、干细胞和细胞免疫治疗产品、基因治疗产品、外泌体治疗产品、中药等质量及安全性评价技术平台。
（九）推动医疗健康产业发展
助力疾病早期预防。推动基因检测、生物遗传等先进技术与疾病预防深度融合，开展遗传病、出生缺陷、肿瘤、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等重大疾病早期筛查，为个体化治疗提供精准解决方案和决策支持。加快疫苗研发生产技术迭代升级，开发多联多 价疫苗，发展新型基因工程疫苗、治疗性疫苗，提高重大烈性传染病应对能力。提升疾病诊断能力。推动生物技术与精密机械、新型材料、 增材制造等前沿技术融合创新，大力开发分子诊断、化学发光免疫诊断、即时即地检验等先进诊断技术和产品，发展高端医学影像等诊断装备，促进装备向智能化、小型化、快速化、精准化、 多功能集成化发展。强化中医疗效判定与机制研究，推动中医药理论的传承创新。提高临床医疗水平。发展微流控芯片、细胞制备自动化等先 进技术，推动抗体药物、重组蛋白、多肽、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等生物药发展，鼓励推进慢性病、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大疾病和罕见病的原创药物研发。拓展智能手术机器人、数字疗法、粒子放疗等先进治疗技术临床应用。对开展临床应用的干细胞治疗、细胞免疫治疗、医疗新技术制定完善技术规范，科学开展临床评价。把优秀传统理念同现代生物技术结合起来，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集成推广生物防治、绿色防控技术和模式， 协同规范抗菌药物使用。
专栏 2 生物医药技术惠民工程
早筛与精准用药。以高通量基因测序、质谱、医学影像、生物信息诊断等技术为主，重点开展肿瘤早期筛查及用药指导，继续推动耳聋、唐氏综合症、地中海贫血等出生缺陷基因筛查，推动个体化医疗实现突破。
（十二）推动生物信息产业发展
推进研发生产。面向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呼吸系统疾病、 糖尿病等重大疾病，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生物医学和健康大数据资源，发展智能辅助决策知识模型和算法，辅助个性化新药研发，为疾病诊断治疗提供决策支持。
专栏 5 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工程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研发医学图像辅助诊断系统。支持基于人工智能的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病理分型、生理信号分析等应用发展，开展脑、肺、 眼、骨、心脑血管、皮肤等常见伤病的图像识别技术研发，加快医学图像辅助诊断系统产品化和临床辅助应用。研发多模态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综合使用常见疾病的临床指南和临床标准术语集，覆盖常见疾病种类，支持每年及时加入新的疾病类型诊断、治疗、康复指南，借助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技术手段，实现智能引导采集判别病历信息，覆盖体检、分诊、决策、术后复查等全流程。探索研发中医辨证论治智能辅助系统。
来源：医健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