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生计生委医疗质量宣传媒体见面会文字实录

时　间：2017年8月15日（上午）

地　点：国家卫生计生委2号楼205

主持人：刘哲峰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新闻处处长

嘉　宾：郭燕红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

            黄宇光 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国家麻醉专业质控中心主任，

            高润霖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郑哲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院长助理

            王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国际食管疾病学会亚洲主席

            王拥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常务副院长、国家神经内科专业质控中心主任

            肖永红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马旭东 医政医管局质量处处长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还有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的一次媒体沟通会，今年5月份，国际知名期刊《柳叶刀》刊发了一个很重要的文章，内容是关于医疗可及性以及质量指数的全球排名，赞扬了我国25年来在医疗质量和服务可及性方面取得的进步，希望今天的媒体朋友们能以这件事为由头开展相关报道。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出席这次沟通会的各位领导和专家，他们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郭燕红副局长，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国家麻醉专业质控中心主任黄宇光教授，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高润霖教授，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院长助理郑哲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国际食管疾病学会亚洲主席王俊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常务副院长、国家神经内科专业质控中心主任王拥军教授，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肖永红教授，这位是医政医管局质量处的马旭东处长，我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新闻处处长刘哲峰，今天这场媒体沟通会就由我来主持。

首先，按照我们的议程请郭燕红副局长发言。

郭燕红：各位专家、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各行各业质量都是生命线，而对于医疗行业来说，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因为与人生命直接相关，更是我们医疗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医疗管理工作，特别是在去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指出，要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他在讲话当中也特别强调，要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不断完善制度，扩展服务，提高质量。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可以说我委多措并举，全行业共同努力，不断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管理，提升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管理水平。我们国家的医疗质量和医疗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刚才，主持人提到今年5月份，国际知名期刊《柳叶刀》杂志发表了全球195个国家医疗质量和可及性的全球排名。全球医疗质量排名当中显示了我们国家从1990年到2015年25年间，在医疗质量进步的幅度当中是进步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们摘取了其中一些重要指标，它是用HAQ，也就是医疗质量和可及性的指数来衡量各个国家质量的排名，我们国家的指数从1990年的49.5，提升到了2015年的74.2。在2015年，全球平均指数是53.7，可以说我们国家高于全球的平均指数20多个点。美国的指数是81.3。我们国家的排名从1990年当时的110位提高到了2015年的第60位，进步幅度位居全球第三位。同时它也用一些指标，来衡量区域间医疗服务的差距，我们国家国内区域间医疗服务质量的差距由1990年的6.7，缩小到了2015年的1.2，而2015年全球区域间医疗服务质量的差距为20.1。这样的一个差距指数，表明了我们国家医疗质量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同质化程度也在提高。当然，《柳叶刀》杂志的权威的期刊和文章，仅是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我们国家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和医疗质量同质化程度的不断提升。 

这样的一个成绩的取得，也是与大家长期不懈的努力分不开的。首先，我先介绍一下在加强医疗质量管理方面开展的一些工作。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的任务十分重大。一直以来，我国医疗服务总量位居世界之首，且持续上升。2016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的总诊疗人次达到了79.3亿人次，比2015年增加了2.4亿人次，增长约3.1%，住院人次2.27亿人次，比2015年增加了1600多万人次，增长约8%。可以说，医疗服务的总量任务非常繁重，而医疗服务的质量管理的任务也更加繁重。

多年来，国家卫生计生委高度重视医疗质量管理，主要作了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和法治保障。在总结既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16年我委以部门规章的形式颁布施行《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对国家医疗质量管理的相关制度进行顶层设计，促进了我国医疗质量管理工作步入一个制度化、法治化管理轨道。

第二，完善我国医疗质量管理的相关标准体系建设。一是颁布实施《临床诊疗及医疗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我们委托行业协会颁布实施《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并对重点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以及像器官移植、微创等一些重点的医疗技术制定了一系列的技术管理规范。二是制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我们颁布实施了涵盖医疗机构、临床专科和重点病种和医疗技术质量控制指标，来加强质控管理。三是实施临床路径管理。我们制定印发了覆盖30多个临床专业1212个病种的临床路径，在近7000家医院实行了临床路径管理。四是加强临床药事管理特别是抗菌药物管理。规范临床用药行为，加强处方管理，开展用药监测。在加强抗菌药物管理方面，颁布实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联合12个部门建立应对细菌耐药联防联控机制，实施《中国遏制细菌耐药行动计划》，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等工作。通过标本兼治来解决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中的突出问题。

第三，推动医疗质量管理的专业化和科学化。一是质量管理组织体系逐步完善。目前，我委已经成立国家级质控中心36个，像今天协和医院的麻醉国家级质控中心，还有国家心血管专业的质控中心和天坛医院牵头的神经内科质控中心都会在后续交流当中介绍在该领域通过系统、专业的质控中心来促进本专业持续改进的相关举措。现在36个国家级质控中心可以说基本涵盖了临床主要平台专业和临床专业。同时，各省、区、市都成立了相应的质控中心，各级质控中心  协助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开展日常质控工作，加强纵向、横向联系，形成工作网络和合力，成为我国医疗质量持续改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二是医疗质量管理工具在广泛使用。全面质量管理、质量环、品管圈、疾病诊断相关组绩效评价等医疗质量管理工具已经在医疗管理实践当中广泛应用，医疗机构运用这些工具开展医疗质量管理与自我评价工作，实现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取得良好效果。

第四，推进医疗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化。我们逐步建设和完善国家、省两级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信息报告、监测、共享工作机制，提升医疗质量安全管理的精细化水平。近两年，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关键性的质控指标，采用多中心数据来源系统评估的方法，组织编写《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大家手上有2015年版的中英文、2016年详细质量安全报告，我们在行业内发布和分享，一方面它可以全面客观的展现我国现阶段医疗服务和质量安全的形势与现状，同时还加强区域间以及机构间的比较分析，为促进医疗服务和质量安全持续改进，以及政策制定和加强科学管理提供循证依据。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我国医疗质量的提高伴随着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医疗行业内，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医疗技术进步非常迅速，一方面，现代科学的新技术、新设备、新理论与方法相继进入临床实践，并与计算机、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高能物理技术等交叉融合；另外一个方面，随着对疾病认识的逐步深入，专业之间的交叉、渗透、融合日益增多，多专业联合攻关、跨专业融合创新成为解决医学难题的有效途径。现在临床医学的发展，可以说呈现出内科外科化、外科微创化、诊疗个体化的趋势。一方面，在微创化方面，微创手术器械与设备的应用，改变了传统手术的方式。今天，我们特别请了北大人民医院胸外科王俊主任介绍微创领域当中，在胸外科几乎所有的手术都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段实现。这样的一个微创手术器械与设备和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手术的方式。而与传统手术相比，微创、内镜、介入等降低了手术风险，患者创伤小、疼痛轻、康复快，微创理念已经深入到外科手术的各种领域，并向其他学科领域延伸。在个体化方面，疾病的诊断、治疗不在仅停留在病原学和病理学的层面，面向患者及病原体基因层面上迈进了一大步，从基因、分子水平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为患者提供个体化诊疗方案，同时，以病人为中心的多学科诊疗模式不断推进，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合理、科学、最佳的诊疗方案。可以说，我们在医疗质量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医疗技术水平也实现了非常大的快速发展。

二、医疗质量取得的显著成效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医疗质量安全稳步提升。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一是住院死亡率逐步下降，而且稳定在比较低的水平。2015年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和二级公立综合医院住院患者总死亡率分别是0.71%和0.48%，较2014年分别下降0.03和0.06个百分点；手术患者住院死亡分别为0.38%和0.21%，其中三级综合医院较2014年下降0.03个百分点，二级综合医院与2014年基本持平。这个数据是我们对近3000所医院的6400万住院病人统计分析的结果。

二是医疗服务效率不断提升。2016年医院平均住院日是9.4天，比2015年下降0.2天；其中三级和二级公立综合医院平均住院日分别为10.1天和8.8天，比2015年分别下降0.3天和0.1天。可以说，近五年来，我们国家医疗服务效率通过平均住院日指标分析，我们是逐年下降的一个趋势，表明了我们医疗服务的效率在不断提升，这也与我们的医疗质量和医疗技术的提高密切相关。

三是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明显好转。一会儿，肖永红教授还会跟大家作具体的介绍。我们医疗机构抗菌药物占比从2010年的19.7%下降到2016年的11.2%，抗菌药物使用率下降幅度约50%。医疗机构细菌耐药上升的态势有所遏制。

四是医疗服务能力明显增强。比如：手术麻醉从子宫内胎儿、新生儿到百岁老人均可以做，解决了以前“不敢”、“不能”的问题，且麻醉相关死亡率显著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一会儿黄宇光主任还会从全国整个麻醉的质量水平和大家作详细的介绍。像胸外的微创手术只需要2-3个1.5厘米的小切口就能完成，且手术成功率很高，围术期死亡率比美国还低，在脑血栓患者中，早期抗栓率从80.3%提高到84.6%，吞咽功能筛查率从36.4%提高到83.3%，深静脉血栓预防率从59.6%提高到65.0%。在心血管疾病方面，脑卒中死亡率根据2013-2015年病例的分析材料，在整体的情况下实现了一个拐点，也就是脑卒中的死亡率在降低。在心血管领域方面，行冠脉介入治疗总病例数2016年达到66万多例，比2015年增长17.42%，而单个患者平均支架使用数为1.5枚，一会儿高院士也会就心血管领域情况和大家作介绍。心血管领域手术相关死亡率低于千分之三，与发达国家持平。这一系列都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我们在服务能力提升的同时，质量也在同步提升。

五是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明显提高。省域内医疗服务同质化水平不断提升。据不完全统计省域内就诊率平均达到93%，县域内就诊率平均达到82.7%，较2016年末增长2.3个百分点；通过这些年加强县医院能力建设和城乡对口支援工作，我们50%左右的县医院能够开展颅脑肿瘤手术和颈椎手术等复杂的手术，县医院入出院患者诊断符合率、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病理与临床诊断符合率均超过92%。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稳步提升。2017年上半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比平均增长4.7%，由上级医疗机构向下级医疗机构转诊的患者数量同比增长15.1%。

我看《柳叶刀》杂志上显示了我们国家显示区域内同质化程度的指标差距在缩小，可以说，现在通过医疗服务能力所显示的这些指标，跟《柳叶刀》杂志的结果是相辅相成，是一致的。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医务人员的付出和医疗行业的共同努力。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随着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不断增长，对医疗服务的能力、水平、质量安全提出更高要求。因此，促进医疗质量持续改进，提升质量水平，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贯彻落实《医疗质量管理办法》，不断完善医疗质量管理制度体系，加强各级各类质控组织、质控标准体系和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医疗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进一步增进人民群众福祉，为实现“健康中国”而努力。

主持人：谢谢郭局，她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场，全面介绍了医疗服务和医疗质量的现状。大家看到手上拿到的沉甸甸的材料，就是我们质量服务的报告，为此医政医管局耗尽心血，今年将出第三册。下面进入专家发言流程，今天到场的各位院士、教授、院长，都是顶级的专家。首先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润霖教授发言。

高润霖：郭局长、各位专家、各位新闻媒体的朋友们，我代表我们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汇报心血管方面的最近进展。

心血管病是威胁我们国家城乡居民健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疾病，是第一位死亡原因。根据卫生计生委最新的统计，农村45%的死亡是因为心血管病死亡，城市42%，农村的死亡已经超过了城市。而且心血管病死亡率还在上升，这个原因主要是危险因素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预防控制心血管病主要是预防和控制各种危险因素。

心血管病最大的危险因素是高血压，所以高血压的防控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更好的防控高血压，我们国家从1959年、1980年、1991年、2002年作了四次高血压调查，2002年的高血压调查患病率表明，18岁以上患病率18.8%。第五次普查结果表明18岁以上普通高血压患病率是23%。这就比2002增加了22%，说明高血压患病在增加。估计现在大概高血压患病人数2.4亿。但高血压知晓率，就是知道自己是高血压病人占了42.7%，吃药的病人占了38.3%，吃药以后控制的占了14.5%，跟2002年比较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2002年知晓率只有30.2%，所以知晓率增加了29%。2002年服药率是24.6%，现在是38.8%，增加了50%。控制率现在是14.5%，2002年是6.3%，增加了137%。尽管还不尽人意，但是这个提高已经发挥了作用。刚才，郭局讲了我们国家脑卒中标化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这里面高血压的防治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脑卒中60%到80%直接由高血压引发的。

第二，关于冠心病治疗方面。心肌梗死是引起冠心病死亡最重要的原因，并且还在上升，特别是农村地区上升非常快。心肌梗死死亡上升原因，一个是心肌梗死的发病增加，另外一个就是治疗。这几年心肌梗死防治有几个方面的改进：一是心肌梗死住院人数在明显的增加，表明我们对心肌梗死这样一个严重疾病的治疗和可及性在增加。根据心血管中心做的China-PEACE回顾性研究，从2001年到2011年这十年当中，急性心肌梗死住院人数大概翻了3倍。2001年，10万人口中有3.7个人因为心肌梗死住院，到了2011年就增加到15.8。这说明我们心肌梗死原来得了以后在家里就去世了，现在住院增加了，可及性增加了。但是这10年当中死亡率降低并不明显。这里关键问题是再灌注治疗，心肌梗死是由于血栓把血管堵死了，心肌就坏死了。解决方法一个是用介入治疗把血栓打开，血管再通，第二个就是用溶栓药化掉。根据China-PEACE的研究，我们再灌注的比例只有55%。这几年我们利用各种绿色通道、规章制度、指南和医保共同的努力，再灌注治疗的比例应该有增加的。我们最近有一个注册研究表明再灌注治疗比例增加，省级以上教学医院大概再灌注比例到68%了，市级医院到55%，甚至在县医院已经到了45%。我们已经看到心肌梗死死亡率已经开始降低，在省级以上医院死亡率占到3.5%，市级以上是5.6%，县医院10%。像阜外医院多年心肌梗死死亡率在2%以下，这绝对达到一个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第三，冠心病介入治疗方面。我们国家冠心病介入治疗从1985年开始的，但是开始发展非常、非常慢，近十几年快速发展。根据质控中心统计，去年总例数是666400多人，比2015年增加了17%，居世界第二位。另外，我们90%是经手腕上的桡动脉的，过去都是经大腿上的股动脉。股动脉穿刺以后，病人要躺一天，损伤比较大，出血发生率也比较高，所以住院周期较长，现在经过桡动脉病人做完就可以下地走路，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这样既减少医疗负担又增加病人的舒适感。而这项技术在美国刚刚普及，连50%都不够，日本最高，也只80%多。我们每个病人平均用了1.5枚支架，这个数字是比较合理的范围。另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我们最近几年普及打1000多家县医院，大大增加了病人的可及性。而我们手术相关的死亡率只有0.21%，这也是国际上一个比较先进的水平。

郑哲：我简单介绍一下心血管外科方面的情况。总体上来说，心血管外科领域在全国的普及性来说，是相对最弱的学科。因为心血管外科手术比较复杂，对团队和设备要求比较高。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心血管外科的水平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整个医学发展的整体水平。总体来说，我们国家心血管外科在过去十年间发展非常快，无论是能开展心血管外科手术的单位，还是能够做手术的医生，还是手术的量都有明显的增长。从数据上看大概增加了2.5倍。2006年心血管手术量在8万左右，现在每年20万左右，而且还是在往上走。因为经济发展，更多的医保覆盖，更多的病人接受了治疗。

外科接受的病人人群，随着现在病人的疾病谱变化，老龄化越来越明显。另外复杂的先心病在增多，我们面临的越来越重的病人，即使这样，手术的疗效还是跟国际上一样。

第二，在心血管外科重要的疾病治疗水平上和发达国家已经持平了。在中国完全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甚至我们某些领域在国际上是领先的。

另外，心脏移植从我们国家2015年宣布停止使用传统的器官来源之后，得到一个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我们的存活率30天是95.3%，国际是92.5%。五年、十年的存活率分别是88%和78.8%，而国际心肺移植注册协会数据五年是72.1%和十年56.1%，这明显高于他们的结果。但是这里也借这个机会和媒体朋友沟通一下，需要做一些工作，来让更多的病人知道心脏移植的治疗。

主持人：两位教授讲完了，我们给两个提问的机会。

第一财经：刚才提到了介入治疗，包括搭桥的手术技术已经普及到县医院，会不会起到一个滥用的问题，监管怎么进行的？ 

高润霖：我们已经有一千家县医院可以开展，但是开展的数量还不够，这一千家县医院只占到全国完成总量的7.7%，这表明县医院刚开始学习。没有人敢滥用，因为我们是要监督的。从什么指标可以看到呢？就是手术死亡率。县医院手术死亡率低于平均值，这表明他们没有敢做重的；如果滥用，他们死亡率就会高。他们的死亡低于平均水平，所以表明他们没有滥用。另外我们在学术会上反复强调，介入治疗是要有技术的积累，不能冒险，应该说目前没有滥用。

中国妇女报记者：高老师，我也想请问一个问题。您最后总结的特别好，我们正在写《砥砺奋进的五年》，您能不能从心血管方面说一下我们国家突出成就和最明显的进步有哪几点？

高润霖：因为心血管病是我们第一位死亡原因，作为政府来说，肯定要把第一位死亡原因下很大的力气降低。心血管病死亡和发病增加，主要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生活习惯的改变。比如饮食，动物脂肪类进食明显增加，碳水化合物的进食明显减少，蔬菜、水果的进食普遍不足，还有体力活动的减少。在农村地区的治疗水平和城市还是相差比较远的，目前尽管在逐渐的接近，但还是有差距的。过去大家以为心肌梗死是一个富贵病，20年前我们城市死亡率明显高于农村。现在变过来了，现在是农村比城市还要高。这反映了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另外也对我们的治疗、对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怎么加强农村的、基层的医疗防治水平。

郭燕红：我补充一下，我们之所以今天请了国家心血管中心两位教授全面介绍心内和心外的发展，其实还有一个回应，就是在若干年前经常反复炒我们支架滥用的问题，平均一个人三四个支架、四五个支架。我们是用正面的事实进行回应。我们通过大数据的统计，大概平均下来是1.5个。而且每一个病例都在我们的质控之下。

主持人：下面请国家神经内科专业质控中心主任王拥军教授发言。

王拥军：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代表国家神经内科质控中心和大家汇报一下过去几年关于神经内科疾病的质控情况。

我们神经内科的住院病人中在中国的三级甲等医院2/3是脑卒中病人，脑卒中是神经内科绝对大的一个疾病。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给大家汇报。

第一，脑卒中病人在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人。按照今年国家新公布的数据，中国已经有1500万脑卒中患者，每年新增加300万脑卒中患者，每年死于脑卒中的是140万人。从分布上来说，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农村的卒中负担比城市的重，越穷的地方卒中的越多。二是越靠北方的病人越多。过去20年间脑卒中数据最大的变化，第一个是患病的人数在增加，但是死亡率在下降，发病率基本持平。死亡率下降是我们的治疗质量控制和医疗技术的进步换来的，患病人数增加主要是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基数增加带来的，这和全球情况是一样的。

第二，回顾一下脑卒中质控体系过去十年主要的工作。2010年卫生部颁布了中国脑出血国家行业标准，就是质量控制行业标准。2014年国家行业标准正式出台。建立了国家质控中心和省级质控中心，形成了省级为主、国家指导的基本质控方式。覆盖了1800家医院，这些医院，每一个病人的医疗质量，国家质控中心会随时反馈给他们。督促他们改进自己的医疗质量。

在体系里面，我们每年年底颁布每一个省医疗质量指数，大家就知道自己在全国是好的，中等的，还是坏的。只有我们和美国再加上加拿大、欧盟的部分国家，有这样一个体系。这是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先进的。

第三，国家在质控的研究上做了大量的投入，中国从“十二五”以来专门设立国家医疗质量研究专项。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里，有脑卒中相关的医疗质量研发专项，从研究支撑我们的医疗质量。

第四，中国每年和国际先进国家医疗质量进行对接和比较。比如：我们和美国国家医疗质量署和美国卒中协会学会签署了《中美医疗质量合作谅解备忘录》，中美承诺每年把中美之间的数据进行对接，看看我们比美国的好在什么地方，差在什么地方，共同的在什么地方。

另外，医疗质量的整个效果。第一个就是关于治疗质量的达标率。从2013-2015年，在院死亡率，一年比一年低。过去15年间中国脑卒中的死亡率全部同步下降。发达的城市下降的更为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复发率。最近几年的数据，显示一年的复发率10%，在差的一些地方也接近15%，这个数据是国际的平均水平。

这些提高可能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脑卒中病人在发病之后能够到达就近的医院机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可及性在增加。二是医疗保障能力在增加。主要是表现在最近15年间，中国新农合和中国城市的医保覆盖率在大幅度的提高。三是培训，国家卫生计生委统一组织下，各省都有省级脑卒中治疗质量培训中心，这些培训每年都在做。四是国家对于脑卒中医疗质量研究，投入非常大。

新华社记者：请教一下王教授。脑卒中是不是就是脑血栓的意思？你说的北方严重，是不是和餐饮的习惯有关系，是盐吃的多，还是什么原因？中国的溶栓率是美国的1/4到1/5，是因为药物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我了解的中国人的体质和西方人不大一样，10项指标完全和美国都是一样吗？是不是科学的？

王拥军：第一个问题关于概念，脑卒中就叫急性脑血管病，包括缺血，就是刚才说的脑血栓，缺血大概占了中国住院病人73%到76%；还有23%是出血，有脑出血、脑溢血。

第二个问题讲北方高的原因是综合的，全世界都是一样，越远离赤道越高，越靠近赤道越低，跟纬度有关系。远离赤道的原因是由于饮食、气候、活动方式，北方冬天的时候太冷了，不愿意活动，在屋子里不活动，吃的东西相对比较咸，这些是一个综合原因。

第三个问题是指标选择相同的原因。每个指标都有大数据支持，这个指标改善以后，对患者的结局都有影响，这是在过去做了充分的研究选出来的。所以，我们用的指标里80%多是和美国一样，百分之十几是中国特有的指标。

主持人：据我所知和吸烟相干度很大，吸烟、烟草和脑卒中之间的关系，新华社可以关注一下。下面请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肖永红教授发言。

肖永红：各位专家、各位媒体朋友，早上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最近几年来在我们国内抗菌药使用和耐药性控制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大家都知道，现在细菌耐药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在G20，还有G7，还有联大会议上都讨论到耐药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国家特别是卫生计生部门在耐药控制和抗菌药合理使用方面非常重视，抗菌用药原则早在2004年就颁布了。颁布以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实际上最取得突出成绩的就是在2011年以后，专门开展了抗菌药合理使用的专项诊治工作，成绩非常突出。

在过去十几年中间，我们国家卫计委管理部门在抗菌药使用和耐药方面主要取得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一是顶层设计。卫计委管理部门在抗菌药使用和耐药方面颁布了一系列制度。包括抗菌药临床使用的管理办法，处方管理办法，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等等。

二是在法规基础上制定了一些国家层面的技术规范，最典型的就是刚才说到的2004年颁布的抗菌药临床应用的指导原则。同时颁布了国家抗生素治疗指南，这样可以对医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指导。

三是建立了一些关于抗菌药合理使用和耐药控制方面的技术监控体系。这些监控体系是能够及时掌握我们国家抗菌药的使用情况。

四是抗菌药合理使用和耐药控制技术。相对来说，我们国家抗菌药使用和耐药控制的方面的专业人才相对比较薄弱。基于这一点，卫计委在很多管理规章制度和医院的要求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规定，比如2012年颁布的《抗菌药和临床医用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必须重视对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和耐药相关的专业人才和学科建设，还开展了非常多的教育培训活动。一方面为由卫计委直接开展的，还有一些是委托学会、协会开展的。比如星火计划，从2007年、2008年开始，培训了大概各个科的临床医生2万多到3万人。另外，耐药是一个全球面临的挑战。卫计委在这个方面也开展了很多的国际合作。最主要的成绩还是从2011年开始的为期几年的专项整治。通过这几年的工作，可以说取得非常可喜的成绩。

第一，抗菌药使用大幅度下降。医疗机构抗菌药占比是从2011年专项整治那一年19.7%，下降到去年只有11.2%，下降的比例非常大幅度。

第二，住院患者使用率明显下降。在2010年的时候，住院患者的抗菌药使用率67.3%，门诊使用率19.4%，外科清洁切口使用率95%。但是通过专项整治以后，到2016年，住院患者抗菌药使用比率只有37.5%，门诊使用率8.7%，清洁切口预防使用率42.4%，下降的幅度后面两个数据已经超过50%，住院患者接近50%。从量的方面降低也是非常明显的。2010年每100个住院患者每人每天使用的份数是85.9，去年一下子降到了50.14，是非常可喜的成绩。

随着抗菌药使用的更加规范和合理，最近几年耐药的上升势头得到了非常好的遏制。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所谓超级耐药菌，得到比较好的遏制。比如大家知道超级耐药菌MRSA（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下降趋势非常明显，我们在2011年MRSA的发生率大概是50%的样子，到去年只有在30%不到，有的医院只有20%多。还有耐碳青霉烯的肠杆菌，这个肠杆菌在美国已经达到20%，欧洲国家更高，这种细菌感染后没什么很好的抗菌药可使用，这个细菌的发生在我国都控制10%以下，这个水平和2010年前的水平差不多。

我们这些成绩和国际上比较，确实相当不容易，世卫对中国取得的成绩高度赞赏。耐药控制不是一天就能取得成绩，将来还是要持续做的。卫计委联合14个部门在去年共同颁布了我们国家耐药控制的国家行动计划。我相信，通过持续不断地改进，在2020年会达到行动计划的目标。

主持人：谢谢肖教授介绍的内容，下面可以提问。

经济日报：我想请教一下肖主任，因为细菌耐药的问题媒体都非常的关注，几年前记得曾经很多媒体报道，我们国家细菌耐药率远高于发达国家，当时舆论反响特别强烈。肖主任能不能介绍一下细菌耐药率的问题，现在有没有相关的统计数字，和国际上比是什么样的水平？。

肖永红：从2005年开始，卫计委建立了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并且持续的开展工作，去年有将近1400多家医院共同做监测工作。结果显示，2014年以前情况确实严重一些。但是现在来说，耐药的上升态势是得到比较好的控制，其中个别的耐药细菌是下降的，我刚才举到一个例子，就是MRSA，这是全球公认的一个超级耐药菌。发生率在2010年的时候是55%左右，2016年是30%多一些，降得非常明显。还有另外一个耐药菌叫铜绿假单胞，耐药率从30%已经降到20%多的也是，也是在下降。头孢菌素耐药率，虽然比较高，但没有继续上升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势。2001年和全世界相比，我们耐药的情况确实很高，除了比印度好一些，和南欧国家差不多。通过这几年专项整治以后，我们明显下来了。刚才我们说到的MRC已经低于美国、南欧国家，甚至比一些南美的国家低得多。还有我刚才说的最厉害的一个，就是治疗起来非常困难的，叫碳青霉烯耐药的肠杆菌，这个肠杆菌中国始终维持在10%以下，远远低于美国，更低于像南欧一些国家，他们都到30%以上的情况。

国际台记者：之前我们报道过细菌耐药。我想了解一下，你刚才说的超级耐药菌，作为老百姓来说，一说超级，可能引起恐慌，我看有的数据叫我国医疗机构流行趋势得到控制，从字面上，假如说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来说，这怎么理解？另外，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现在感冒去看医生，问医生说怎么快点好，医生可能说用抗生素快一些，老百姓就要求打点滴。作为老百姓来讲，如何让他减少抗生素的使用。

肖永红：全称叫超级耐药细菌。这不是对某一种耐药，抗菌药很多，如果细菌只对一种耐药问题不大，我们还有其他药物可以选择，如果对多种抗菌药都耐药，就没有什么抗菌药可用了，这种细菌要一旦感染和治疗起来非常困难，所以国际上就叫做超级耐药菌，但不是超级致病菌性，因为这种耐药细菌只是感染以后治疗起来比较困难，并不是对普通人有攻击。

江苏在去年开始，在门诊基本上不输抗菌药了，撤掉了。原来我们还怕病人来了，会不会找纠纷，就是说，我要输消炎药，你不给我输，但是你给他做一些解释，可能花一些时间，老百姓还可以接受。有一点，就是事先做好宣传，抗菌药不是消炎药，还有就是抗菌药不是随便用的处方药。另外，基层部门也在行动，乡村医生如果不考抗菌药的知识，不给开抗菌药的权利。现在二级、三级医院，甚至乡村医生都已经开始工作了。只要他们行动起来，老百姓会慢慢的改变。

马旭东：抗生素的细菌耐药性的产生跟用药科学性关系很密切。用药剂量不对、时间长度不对、用药方式不对，耐药性会更快的产生。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些老百姓，还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拿到药，平时感冒了自己吃一点，这也是耐药发生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还是要加强宣传。在医院层面，我们目前是史上最严的管控措施，也是全世界最严的管控措施，应该说力度足够大了。

主持人：下面，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王俊教授发言。

王俊：刚才，郭局长、高院士和几位专家从国家层面或者从国家中心的层面介绍了中国医疗质量的现状，我具体从胸腔镜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以这个案例来反映一下中国医疗质量发生的变化。

过去提起胸外科，大家想起来都是开几十公分的口子，是一个大手术，因为当时胸外科的手术80%的手术都是开胸完成的，胸腔镜只是一个补充。但是现在80%以上的手术是腔镜完成的，开胸只是胸腔镜手术的一个补充。关系倒过来了，这是胸外科手术诊疗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胸腔镜就是通过胸部打两三个小洞，在镜下用现代的技术，完成和开胸手术同样质量的胸外科手术。并且伤口小、痛苦轻、恢复快，效果可靠。开胸手术过去病人常规在监护室住两三天，第一天肯定是上呼吸机。现在胸腔镜手术第一天病人都自己下床、自己走路、自己吃饭，三天以后基本出院了，但是手术之后的效果生存率是一样的。我们以世界头号肿瘤杀手肺癌为例，肺癌之所以凶险，是因为它发现的比较晚，转移发生比较早，发现诊治比较晚。事实上早期肺癌手术后五年生存率在80%以上，肺癌要想提高整体治愈率唯一的途径就是早发现、早手术。但以前很实现，因为过去CT发现肺内小结节只能通过开胸诊断和确诊。一听到开胸，进去做一个手术，最后取下来，是不是癌还不知道，没准儿是良性的，病人不愿意手术，于是就常常观察，慢慢就成晚期了。腔镜的应用，病人的依从性马上改善了，发现结节，打那么一个小口就可以治病，马上就接受胸腔镜的诊断和治疗，手术病例基本都是早期的，不需要放化疗，基本上不影响寿命，并且可以继续工作，还可以减少因病致贫的问题。有文章报道，5年生存率外科治疗组总的生存率的从33%提高了77%，腔镜确实达到了早诊早治。

同时胸腔镜扩大了胸外科手术的适应症，比如一个病人双侧得肺癌，都可以切除，过去这种病人只有把双侧开胸才能够治愈，这对一个病人和大夫都是非常艰难和凶险的选择。现在胸腔镜应用了，两边打几个洞，最大限度的保留肺功能前提下可以分期或者同期完成手术，手术病人可以得到相应的治愈，效果和单测手术差不多。

 但是中国的病人肺癌还有特殊性问题。因为中国这一代得肺癌的病人基本上都是过去受苦的人，过去百日咳是常见的，小孩冬天咳个百八十天是正常的，这导致中国的人群，肺门大血管旁异常增生的、良性的淋巴结特别多。这些淋巴结就像地雷一样，拨拉拨拉就出血。美国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创立了一个被《柳叶刀》封面发表的文章叫“王氏技术”，就是用更精致的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07年技术开始应用，到2014年中国胸腔镜肺叶切除比例已经超过了美国，且中转开胸率比美国降了一半，死亡率降了2/3。

在中国真正可以开展胸腔镜手术的单位，92年就3家，到现在县医院都可以开展，普及率是很高的。

中国有一个肺癌术后预后统计，结果去年中国50%的病人是腔镜完成；在欧洲自己统计的只有20%；美国30%，也是美国癌症数据库报道的。中国目前肺癌手术胸腔镜手术比例高于欧洲和美国，从总量上讲更不用说了，我们一个省就比他一个国家都多。我们手术难度也远高于欧洲。我可以很自信地告诉大家，你得了胸外科疾病，在手术治疗技术方面，中国是领先的。

现在很多人到国外看病，就是钱多人傻的结果，我认识一个大老板，他也想搞大医疗，他说我拿出300亿，去欧洲转一圈、美国转一圈找大夫。结果，到了瑞士就回来了，瑞士大夫说，你别找我们，我们手术没中国人好，我们去北京看北京大夫做手术，他们一个月比我们半年做的都多，你到我们这儿看什么病，你到我们保健还可以，健健身还可以。

主持人：谢谢，下面请黄宇光教授发言。

黄宇光：我首先说一下麻醉怎么回事。麻醉学应该是现代手术学科发展的一个前提和基石。手术大夫是治病，麻醉大夫是保命。客观来说，我们医疗行业是整个社会的高风险行业，在医院里，麻醉专业又是高风险行业中的高风险的平台。现在中国的麻醉学科的进步，让我们广大的患者，尤其是手术的患者感受到其中带来的实惠。由于手术麻醉的进步，让我们患者的医疗可及性大大提升。

现在麻醉发展到，可以说是手术大夫如果手术有适应症的话，麻醉就没有绝对的禁忌证，不能说手术大夫冲上去了，麻醉大夫说我上不了。在这方面，特别是是一些急重症的，敢说这个话不容易，原来不能做的，不能麻的，现在都成为历史了。

我们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年纪很大的或者病情很重的，一般情况很差的，基本上就在家待着了，或者采取一种保守治疗的方法。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能力了，所以就医的、手术的、麻醉的比例在提高。2015年我们国家老年人口占到总人口数的16.15%，也就是达到了2.2亿人，到2050年，我们国家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占总人口的28%，将会达到4.8亿人。而老年病人手术麻醉的死亡率是中青年的4倍。这样就给麻醉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的，所以你敢做我就敢麻，这是需要有底气的。

全球的对病人全身状况的评估分1-5级，分级越高，死亡率越高。大于3级的比3级以下手术患者的死亡率多了20倍。而现在我国大于3级的患者在三甲医院的比例达到13.9%。《柳叶刀》2012年给的数据，我国麻醉相关的死亡率仍然是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2000年的时候，每百万的麻醉相关死亡率是140，而我们国家稳定在两位数，在2000年后，我们麻醉相关死亡率是百万分之十二，已经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死亡的水平。 

我们麻醉原来怎么样。举个例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时候，我的曾祖母，身体好的不得了，88岁的时候死于阑尾炎。就是一个阑尾炎，因为年龄太大了，没法给麻醉，最后就穿孔，腹膜感染，就没了。现在已经没有年龄限制了。以协和医院为例，2004-2014年，80岁以上的股骨径骨折的病人已经做了480例，麻醉的成功率百分之百，患者痊愈出院率97.29%，所以说我们服务能力大大的提高。

刚才王俊教授讲的，现在外科的发展一个是器官移植，一个是微创。原来需要开很大口仔的，现在打几个眼就行了，外科进步了，麻醉也随之进步。包括打一两个眼，这侧是要给外科大夫提供机会的，所以这侧肺要让它瘪下去，不能通气的，我们怎么办，就做单侧肺通气，所以就需要插双腔管。小孩儿怎么办？没有那么细的管子，现在叫管中管，小孩儿也可以做单侧肺通气。所以，更多的是精准的、可视的麻醉方式，让我们能够解决问题。

在输血方面，现在有自体血回收技术，把病人的血收回来，处理以后再回输，这解决了社会的血源紧张、血荒、血缘性疾病的传播，而这个血是病人自己的，效果最好。现在这一项技术在全国普及率已经达到23.9%。

中国的麻醉可以很自信地说，麻醉的理念、麻醉的药物、麻醉的方法方面不跟发展中国家比，我们直接说跟发达国家采取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药物，同样的理念，这方面是非常自信的，也是给现代外科起了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让我们的患者更加的放心满意。麻醉科原来是没有人干的，但是现在的麻醉科非常的红火，举一个数据，我们现在多科协作，2016年协和医院麻醉科参加医院的重大疑难手术的全院会诊，我们全院的会诊是2016年在MDT多学科会诊一共进行了2661次，麻醉科参加完成了355例次，占全院会诊量的13.3%，全院科室排名，我们是第一位的。

在国际上，现在中国的麻醉也是话语权在迅速的提高。世界麻醉医师协会的常务理事，全世界只有13个，中国有一个。我本人曾经担任国际麻醉药理协会主席，也是非西方国家，非讲英文的是第一次。所以中国能走到今天，一个是体量大，谁都不敢忽略，一个是我们的实力确实在增强。

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征使我们的医疗、麻醉发展也是不均衡的。所以中组部开展了组团式的援藏、援疆、援蒙。2014年，卫计委推进了全国的规范化住院医的规培制度，意义就在于，以后不管大医院小医院，我们的大夫有一个全国培训的标准。再有就是2011年成立国家麻醉质控中心，现在除了台湾和西藏之外，所有省分都有麻醉质控中心。我们率先制定了国家的麻醉安全的核心标准，并且在2016年又继续进行了跟踪评价，每年都有质量报告，包括在手术三方核对、分级治疗等等，在全国推行规范化的体系。

主持人：谢谢，我们今天的沟通会到此结束。